1898年湖南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质样币，镜面，喜敦造币厂藏品，NC藏品，NGCSP67
1898年湖南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三钱六分银质样币，镜面，喜敦造币厂藏品，NC藏品，NGCSP66
直到现在，湖南长沙造币厂具体的开办时间仍不明了。耿爱德在其《中国造币史》(History of Minting in China)一书中指出，长沙造币厂开办于1901年，但湖南七分二厘却有1898和1899的铸造年份。我们对中国早期造币厂的最可靠信息来自中国海关贸易局的年度报告，但具体到长沙造币厂却没有任何有效信息，因长沙直到1904年才成为贸易开放口岸。湖南省的第一个开放口岸是岳州，于1899年开放，那时长沙银币厂业已关闭。
湖南排外性比较强。直到20世纪初，外国人才可以进入湖南省府长沙市。那为何当时的长沙造币厂购买了一套国外的造币设备呢？这套设备肯定需要外国人组装并有一个外国人监管运营吧？原来，这一切与1895-1898年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1831-1900年)有关，陈宝箴也是19世纪90年中国维新变法的主要成员。
Alec. W. Cross曾在《1900年中国岳州海关贸易册》中对长沙造币厂进行了简单描述：
1897年底，湖南巡抚陈宝箴开办了长沙造币厂。造币厂运营的两年内，仅铸造了一钱四分四厘和七分二厘，以七分二厘为主。我无法得出造币总数。这两种钱币肯定比其他省份铸造的辅币成色要好，因它们可以相应兑换同等数量的七钱二分。当时的长沙主要流通湖北壹圆银圆，但广东商号打戳记的不良旧习也在湖南流行，尤以长沙和湘潭最盛。
长沙银币厂因百日维新运动的失败于1898年底或1899年初关闭。陈宝箴是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再次“训政”，光绪帝被囚禁，陈宝箴也于1898年9月遭革职，由俞廉三接任。《1901年岳州海关贸易册》这样记述：
湖南巡抚陈宝箴力推新政，鼓励地方官员借鉴西方开发湖南，在长沙开办造币厂，安装电灯。然而新任巡抚上任后，这些改革立即被废除，再无尝试任何新政之举措。
英国钱币研究学者莱特（Richard N.J. Wright）在研究英国喜敦造币厂档案时披露，喜敦造币厂于1898年4月接到一份订单，交运一套小型组合设备和七钱二分和三钱六分的祖模给湖南造币厂。订单中不包括其他币模和冲压机。因喜敦造币厂对湖南钱币没有更早的记录，因而尚不清楚1898年湖南的订单是为现有造币厂购置更多设备（该造币厂还有其他公司供应设备）还是之前订单（尚未找到）的追加。
仔细观察实际发行的钱币发现，一钱四分四厘采用了喜敦造币厂的币模铸造而成，而七分二厘则好像是采用当地准备的币模铸造而成。极为稀有的湖南三分六厘则是明显参考了广东1889和1890年的三分六厘图案，只是以星星取代了十字作为装饰。喜敦造币厂是否制作了这些币模尚不可知。喜敦造币厂的币模中没有三分六厘、七分二厘和一钱四分四厘的币模，也没有这些币的实例。或许长沙造币厂由他人创办。尽管三分六厘和一钱四分四厘是喜敦造币厂的风格，但我们从其他实例中得知美国和德国向中国提供币模时，会复制喜敦造币厂制作的广东银圆币模。
关于湖南长沙造币厂的起源，在1897年1月15日的《北华捷报》刊登的一篇无标题短文中找到了些许线索，内容如下：
从湖南省府长沙发来的快件记述：湖南巡抚陈宝箴在长沙购买或准备了几间房屋，用作铸造银币和辅币的造币厂。造币设备和技师专程从广东乘坐炮艇前往，将在武昌或汉口下船，从长沙而来的船在此接应，然后经洞庭湖返回长沙。
由此可以看出，陈宝箴好像在避免外国人在长沙组装设备或运营造币厂这一问题。很明显，造币设备和技师由广东造币厂提供，乘坐中国炮艇运送。因陈宝箴曾是广东造币厂创办人、著名改革家张之洞的部下，加上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因而短文中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因文章写于1月中旬，因而造币厂定于1896年已经开办。1889年广东造币厂创立，号称当时世界最大的造币厂，拥有90台冲压机（伦敦皇家造币厂16台，费城造币厂约10台）。19世纪90年代，由于研发新币时间缓慢，这些造币机器常常处于闲置状态。1905年6月23日的《北华捷报》发布的中国各个造币厂造币机器数量调查显示，当时的广东造币厂只有80台机器，长沙造币厂有4台旧机器和36台新机器（制造十文铜元）。这4台旧的冲压机可能是长沙造币厂最初的造币设备，由广东造币厂提供。
然而，湖南辅币的币模来自哪里仍是个谜。可能是广东造币厂制作了三分六厘、七分二厘和一钱四分四厘的币模，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或不能提供三钱六分和七钱二分的币模。1898年春，喜敦造币厂接到三钱六分和七钱二分的币模订单时，长沙造币厂已在运营，1898年9月陈宝箴被革职，这份订单也就随之取消了。
莱特（Richard Wright）只在1974年第一次发布了湖南省造七钱二分和三钱六分图片。之前从未见过这两枚币，实属惊人的发现。莱特在喜敦造币厂的资料室发现了这些币和祖模。再加上1898年4月的销售记录，毫无疑问的是，喜敦造币厂于1898年制作了这些币模、铸造了样币。好像这些币模和样币从未送至中国，当然原因还是由于维新变法的失败和长沙造币厂的关闭。
大约是莱特在喜敦造币厂做研究的时候，喜敦造币厂被另一家公司购买，该公司订购了喜敦造币厂用作研究的所有复品用于出售。喜敦造币厂在过去百年为各国铸造的数百枚钱币流向了英国钱币公司Spink’s，或者是Spink’s与美国公司Paramount联合销售。1975年这两家公司开始推广营销这些钱币。亮相的第一枚湖南银币就是颇具神秘色彩的七钱二分。不知为何，Paramount知道我对此币有所了解，这两家公司的代表James Jelinski将这枚币和拍到的其他14枚中国钱币带到了威斯康辛（Wisconsin）的克劳斯出版社（Krause Publications）的办公室，让我看看这枚币，同时做些免费的公开宣传。当时我正在那编辑《世界硬币标准目录》(Standard Catalog of World Coins)这本书。我告诉他们的代表我只知道这枚币的另一个实例，即在喜敦造币厂档案室的那枚。当时我尚不知道喜敦造币厂及其档案室的钱币数据已经出售。Paramount宣传他们的这枚币来自喜敦造币厂一位老员工的收藏。《世界硬币新闻》（World Coin News）刊登了此币的一则故事，称该币是两枚已知湖南银币中的一枚，这一信息也刊登在Paramount的拍卖目录中。拍卖会后，莱特写信给我，说该币不是已知的两枚币中的一枚，但湖南银币（七钱二分和三钱六分）各有12枚。我发表了这一信息，但莱特又写信给我，指出我误解了他上封信的意思。不是七钱二分和三钱六分各有12枚，而是七钱二分和三钱六分各6枚，一共12枚。
第一枚湖南七钱二分是在1975年8月7日至10日的Paramount长滩拍卖会上售出，LOT 084（图片刊在目录封面上）。拍卖目录中这样描述：
1898年湖南省造七钱二分银币，精制。表面光洁无瑕，散发淡紫色的包浆光泽。耿爱德的《中国币图说汇考》中没有提及1898年湖南七钱二分的存在。我们的研究显示还存在另一枚样币，但永久存放在英国伯明翰造币厂博物馆中。这表明这是湖南七钱二分首次出现在拍卖会中，成交价有望突破一万美元大关。
当然，Paramount（或至少Spink’s）公司知道该币存在另一枚实例，但在当时再无其他人知道这一事实。该币成交价为15500美元，是当时中国钱币的最高拍卖价。这创造了中国钱币的成交记录。
然而，这不是湖南七钱二分第一次成为私人收藏。意大利籍中国钱币收藏家罗斯（Guissepe Ros）于1921年前获得了一枚七钱二分样币，1921年纽约的美国钱币学会获得了该币的拓图。罗斯从未公开过该币，美国钱币学会的拓图也被遗忘，直到1993年我找到这张拓图。此外，1909年大英博物馆的年度报告称，1908年E.H. McKenzie Elliot少将赠给博物馆一枚湖南七钱二分银币。我无法确认大英博物馆的藏品中是否有这枚币，或许是湖北银币拼错了。
湖南七钱二分银币第二次拍卖时也有惊喜的发现，出现了之前从未见过的三钱六分银币，见于1977年12月5日至8日NASCA拍卖的Wayte Raymond藏品第一部分。
很有可能这两枚币不是Raymond的收藏，而是Spink’s或Paramount的委托拍品。其中，七钱二分被描述为“已知的三枚湖南七钱二分银币其中一枚”，三钱六分银币则是“可能为仅见品，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世界唯一一枚可供收藏之实例”。Spink’s和Paramount均了解这样描述不正确，不过NASCA或许不知道实情。根据NASCA的成交清单，七钱二分银币成交价为23 000美元，三钱六分银币成交价为12000美元。然而，问题是后来又有七钱二分和三钱六分后流入市场进行拍卖：1979年6月Money Company拍卖了三钱六分（Lot231）和1980年1月Money Company拍卖了七钱二分（Lot260）。是有人买入又在两年后卖出吗？还是NASCA编造了成交价？
之后多年又有4枚三钱六分和三枚七钱二分（2008年）出现在拍卖会上。此外，香港博物馆有1枚湖南七钱二分，从未出现在拍卖会上；NC收藏中有一枚三钱六分，也从未现身拍卖会。这样，已知的七钱二分和三钱六分就各有6枚，喜敦造币厂又各有1枚。毫无疑问，这些银币都是使用同一组币模铸造而成，可能铸造于同一天。由于过去100年来，这些钱币已发生不同形式的氧化变色，因而可以得出以上结论。
